☆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里塑造的鱼叉手达古（Daggoo）香港股票有杠杆吗，据信正是以这些佛得角水手为原型。
世界杯结束后，我们应当记得，佛得角不仅是那匹闪亮的“黑马”，更是五百年来殖民、移民、流散史的注脚和象征。全球化的暗面，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巨大能量，共同造就了球场上的佛得角奇迹。
杜华
责任编辑｜黎衡
▲美加墨世界杯上，看台上助威的佛得角球迷。视觉中国 图
哈米罗·蒙特罗（Jamiro Monteiro）是在荷兰鹿特丹西区一个叫斯庞恩（Spangen）的街区长大的。那里街道逼仄，联排住宅一栋挨着一栋，很多住户是从佛得角来的移民。蒙特罗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从佛得角迁到荷兰后，把儿子送进斯巴达鹿特丹青训营。后来蒙特罗辗转多特雷赫特、罗斯托克，最终在坎布尔崭露头角，打上了荷甲。2016年，蒙特罗第一次接到佛得角国家队的征召。他从未在佛得角生活过，却在那一刻成为这个岛国的国脚。哈米罗·蒙特罗的情况并不特殊。在佛得角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里，出生在佛得角本土的只有11人，其余15名球员则出生在荷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这是佛得角第一次闯入世界杯正赛。这支小国的球队却一举成名，给这届世界杯留下了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在小组赛里，他们先后逼平两支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和乌拉圭，以及沙特阿拉伯，闯入32强淘汰赛。随后，在与阿根廷的对决中，他们两度扳平比分，把卫冕冠军拖入加时，最终以2比3惜败。佛得角并不是靠着龟缩防守和频繁犯规，才取得这些成绩；他们踢得干净而有章法，充满激情和斗志，打入四球，其中还有两粒极具观赏性的世界波。
佛得角为何能踢得如此精彩和顽强，一时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多篇报道都将佛得角的成功归因于庞大的海外侨民所提供的人才。佛得角队中虽然没有超级巨星，但有15名像蒙特罗这样在海外出生的球员。他们大多从小接受欧洲青训体系的培养，参加欧洲高水平联赛，具备扎实的技战术功底。本土出生的球员，也几乎全部效力于欧洲或邻近的葡语非洲联赛。也就是说，这支名叫佛得角队的球队，其实是一支相当彻底的“跨国国家队”。在人口只有52万的国家里，能以这样的比例组建起一支闯进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即便放在移民球员现象日益普遍的国际足坛，也称得上罕见。
为什么如此？这要从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讲起。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在大西洋上漂流的国家。
▲佛得角圣地亚哥岛海滩，因过度商业采砂导致资源枯竭。视觉中国 图
01
奴隶贸易制造出来的岛屿
佛得角是由海底火山活动长期堆积形成的海洋火山群岛，由十个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它身处茫茫的大西洋中，距离非洲大陆西海岸最近的距离将近500公里。由于地处偏远、缺水多旱，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岛上没有稳定的居民，也没有形成与西非大陆上的王国相提并论的定居社会。
1462年，葡萄牙殖民商人抵达这里。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岛屿离西非海岸不远，又处在非洲、巴西、加勒比与欧洲之间的航道交汇处，既可以作为葡萄牙船只的补给站，也可以作为葡萄牙人进入西非沿岸进行贸易的前哨。于是，他们在圣地亚哥岛南岸建立了一个定居点，最初名为里贝拉格兰德（Ribeira Grande），后改称锡达德韦利亚（Cidade Velha），这也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殖民城镇。
四年后，葡萄牙王室颁布了一份皇家特许状，把沿塞内冈比亚到塞拉利昂的西非海岸的奴隶贸易垄断权，交给了圣地亚哥岛民。这个城市的命运从此与奴隶制紧密相连。到16世纪早期，佛得角已经成为几内亚通向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节点。奴隶贩子会在岛上对被掳来的奴隶先进行强制性的驯化，比如学一点葡萄牙语，接受天主教的强制性洗礼。然后，将大部分奴隶再次装船，运往巴西、加勒比和西属美洲的种植园。小部分奴隶则被留在岛内，从事耕种、放牧、修路、家庭服侍等各种劳动。城中广场至今立着一根石柱，是当年公开惩罚奴隶的耻辱柱。16世纪后期，佛得角本地的奴隶社会达到顶峰。1582年的一份殖民地人口统计显示，圣地亚哥和福戈两岛的1.5万居民中，约1.34万人为奴隶，占了绝大多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将锡达德韦利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特别写明了它的价值所在：这里不仅是欧洲殖民扩张的早期节点，更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其统治关系的起源与发展的见证地”。
在这座港口里，葡萄牙殖民者、被奴役的非洲人、牧师、商人、自由黑人和混血人，生活在同一套彼此依赖，却又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之中。奴隶制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中心。岛上的粮食、劳动力和航运，都与更大范围的奴隶贸易网络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种高度不平等的跨族群交往中，佛得角形成了大西洋世界最早的克里奥尔社会之一。克里奥尔语（Kriolu），一种以葡萄牙语为骨架，混入西非语言词汇与语法逻辑的新语言，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17世纪以后，里贝拉格兰德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塞内冈比亚和上几内亚沿岸港口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奴隶船直接从非洲海岸驶往美洲，不再绕道佛得角。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佛得角从此退出了大西洋世界。它只是从一个奴隶贸易的远洋中转中心，转变为一个规模更小，联系却更为分散的海洋节点。
佛得角与非洲大陆之间存在频繁的短程航行。岛上的克里奥尔商人、自由黑人、水手、牧师和殖民官员，不断往返于圣地亚哥岛与塞内冈比亚、卡谢乌、比绍以及上几内亚的河口城镇之间。他们把佛得角生产的棉布、酒、盐和其他物资带往非洲海岸，又把粮食、蜂蜡、象牙和奴隶运回岛上。有人接受葡萄牙王室的特许，有人受雇于垄断公司，也有人绕过帝国的禁令，与英国、法国和荷兰船只私下交易。过往大西洋的船只也没有完全绕开佛得角。南下非洲、横渡大西洋或者驶往印度洋的船只，仍会在群岛补充淡水、盐和食物，修补船体，招募临时水手。海盗也会时常光顾。1712年，法国私掠船长雅克·卡萨尔（Jacques Cassard）曾攻陷全城，甚至把教堂的钟、装饰品和大理石构件全部掠走。
受限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佛得角没有发展出巴西或加勒比式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却通过畜牧、盐业、棉布生产和港口服务，继续深嵌于大西洋经济之中。
与此同时，流动也越来越成为岛民们的命运。周期性的干旱和歉收，迫使岛上居民不得不在各岛之间迁徙，从非洲大陆进口粮食，或者登上驶离群岛的船只寻找生计。17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在岛上出生的克里奥尔人，也开始作为商人、水手、士兵、仆役、传教人员或被迫迁移者，流散到上几内亚、巴西和葡萄牙帝国的其他角落。
佛得角从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上的中转站，逐渐演变成一个靠迁徙维系的社会。岛内的生活依靠岛外的粮食和贸易，地方家族的财富依靠远方的亲属和伙伴。克里奥尔语言与文化也随着商人、水手和传教士，在群岛与非洲海岸之间传播开来。对岛民而言，大西洋是一条道路和一种生计，也是一种迫使人们不断离开的力量。
1770年，葡萄牙殖民当局把首府迁往港口条件更好，也更易防守的普拉亚（Praia）。里贝拉格兰德从此被称为锡达德韦利亚，也就是“老城”。这个港口城市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时代结束了，但由它参与创造的佛得角社会仍在持续。在两个多世纪的时光中，奴隶制、跨族群混合、海上贸易和持续迁徙，已经把这个群岛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
▲世界杯决赛前两天的一场表演赛中，佛得角队门将沃济尼亚（Vozinha）将球没收，他是本届世界杯佛得角最受瞩目的球员。视觉中国 图
02
煤栈与捕鲸船
进入19世纪，佛得角仍然贫瘠、缺水，处在葡萄牙帝国的边缘。但环绕群岛的海洋已经换了一副面貌。曾经载运奴隶的帆船逐渐减少，捕鲸船、商船和蒸汽轮船出现在地平线上。佛得角没有因此摆脱贫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了世界。
推动佛得角人离开的，首先是群岛反复出现的旱灾。佛得角的农业依赖短暂而不稳定的雨季，土地贫瘠，水源稀少。一旦连续数年无雨，玉米和豆类歉收，牲畜死亡，粮价上涨，就会出现严重的饥荒。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连续的几次大灾荒引发了严重的饥荒。葡萄牙殖民政府既没有建立有效的灌溉和储粮体系，也很少能在灾荒发生时及时提供足够救济，更是加剧了危机。每当灾荒暴发，很多难民就只能被迫外出，以寻求生计。
同样要被迫出海谋生的，还有获得自由的奴隶。群岛早已不再是繁荣的奴隶贸易中转站，贫瘠而多旱的土地也无法支撑巴西或加勒比式的大型种植园。葡萄牙帝国在国际废奴浪潮的压力下，逐渐限制奴隶贸易和释放奴隶，最终在1876年结束了奴隶制。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并不等于经济上的独立。前奴隶们没有因此获得土地、牲畜或稳定收入。有限的肥沃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和地方显贵手中。前奴隶们只能租种土地、替人放牧，或者继续在原主人的家中劳动，深陷贫困之中。于是，很多人只能到海外的世界寻找机会。
不过，旱灾和贫困本身并不会直接带来跨洋迁徙。真正使佛得角人得以离开群岛的，是恰好经过这里的远洋船只和快速发展的大西洋贸易网络。
位于群岛北部的圣维森特岛（São Vicente），原本土地荒芜、人口稀少，却在蒸汽化时代成为佛得角融入大西洋世界的新中心。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商人在岛上建立了一座煤栈，选址于明德卢（Mindelo）。这里拥有优良的天然深水港，又恰好位于南大西洋、通往好望角航路的必经之处。随着蒸汽轮船逐渐取代帆船，往返欧洲、南美、西非和南部非洲的轮船纷纷在此停靠加煤。来自其他岛屿的佛得角人涌入明德卢，装卸煤炭、修理船只、经营小店，不少人也借机登上英国和葡萄牙商船。明德卢由此把更多岛民，接入了一张不断扩张的全球航运网络。
19世纪后期，明德卢获得了另一种比煤炭更轻，速度却更快的商品：消息。1874年，英国人经营的电报公司铺设了两段海底电缆。一段从马德拉群岛通往圣维森特岛，另一段从圣维森特横跨大西洋，抵达巴西的伯南布哥，也就是今天的累西腓。自此，一封从巴西发往欧洲的电报，可以先抵达明德卢的电缆站，再转接到马德拉和欧洲，不必再随着邮船在海上航行数周。此后数十年，更多电缆把圣维森特同西非、亚速尔群岛和南大西洋连接起来。明德卢逐渐成为全球电报网络中的一个交会点。
与此同时，兴盛的美国捕鲸业，也把佛得角与大西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佛得角群岛地处大西洋洋流要道，恰好在美国捕鲸船驶向巴西外海渔场的航线上。来自新英格兰的捕鲸船队常在佛得角附近海域活动，习惯在布拉瓦、福戈等岛屿停靠，补充淡水、肉类和其他物资。漫长而危险的捕鲸航程不断消耗船员。有人死于疾病和事故，有人在港口开小差，也有美国水手不愿再忍受数年不归的海上生活。船长们于是转而在佛得角就地补充人手。佛得角青年吃苦耐劳，报酬要求又低，很快成为船长们眼中理想的船员。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里塑造的鱼叉手达古（Daggoo），据信正是以这些佛得角水手为原型。
这些年轻人最初未必想移民到美国，他们只是为了工资登上一艘远洋船。但当捕鲸船驶回美国的新贝德福德、普罗维登斯或楠塔基特时，一些人留了下来；另一些人继续航海，在多次往返后才在美国定居。他们向家乡寄回工资、食物和信件，也告诉亲属应该到哪里登船、投靠什么人、怎样在码头找到工作。一条原本由捕鲸业偶然开辟的航线，逐渐变成连接佛得角与新英格兰的移民通道。
捕鲸业在十九世纪末走向衰落，但佛得角人和新英格兰之间的航线并没有中断。一些佛得角海员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下报废的老式帆船，改装成“包裹船”（packet boats），在新贝德福德和佛得角之间定期往返，运送货物，也运送移民。1874年，佛得角殖民当局的一份报告曾忧心忡忡地记录，由于太多男性登上过往的捕鲸船离岛，群岛内部的两性比例出现了巨大失衡，许多妇女不得不设法搭乘包裹船，前往美国寻找丈夫，或与已经先行的家人团聚。在捕鲸船第一次停靠群岛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约两万五千至三万名佛得角人沿着海员和包船开辟的航线抵达美国。档案中可以确认的至少有22,624人，他们在1860至1930年间从新贝德福德上岸。更多人的名字则藏在“葡萄牙水手”、返航船员和残缺的船舶名册之中。
有意思的是，佛得角人的这种移民方式在美国移民史上极为罕见。大多数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抵达美国的移民，都是经由陌生的航运公司安排航程。佛得角人却掌握了自己的船只和航线。1900年到1921年间，超过十几艘包裹船常年往返于两地，新贝德福德因此被称为“佛得角人的埃利斯岛”。1860年到1965年间，往返新英格兰与群岛之间的包裹船中，有百分之四十一为佛得角人自己所有。最后一艘完成跨大西洋定期移民航行的帆船“埃内斯蒂娜”号（Ernestina），直到1965年才停航。
▲电影《白鲸记》（1956）剧照。资料图
03
“第十一座岛”
进入20世纪，佛得角人的迁移不再沿着清晰的航线展开。旱灾、殖民强制、移民法、欧洲的劳动力需求和日益成熟的亲属网络彼此交错，把这个群岛的人口送往越来越多的方向。
旱灾和饥荒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结束。1941年至1943年、1947年至1948年，佛得角又两次陷入大饥荒，数以千计的岛民饿死。当时统治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对这块非洲殖民地几乎毫无兴趣，既没有改善供水，也很少提供粮食救济。1947年的饥荒后来被写进了佛得角音乐人科德·迪多纳（Codé di Dona）的名曲《Fome 47》（“47年饥荒”）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真正让20世纪佛得角移民史蒙上阴影的，是一条更为黑暗的迁移线。1900年到1970年间，葡萄牙殖民当局以“契约工”（serviçais）的名义，把大约八万佛得角人送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的可可种植园做工。种植园里的虐待和几近于零的工资，让不少历史学者认为，这本质上是葡萄牙人规避奴隶制废除的一种变相手段。塞萨莉亚·艾芙拉（Cesária Évora）那首著名的《Sodade》（“乡愁”）唱的正是这段旅程。在佛得角人的集体记忆里，“去圣多美的路”常常被类比为奴隶制的延续。
与此同时，通往新英格兰的传统路线也在收窄。1921年以后，美国开始实行移民配额，1924年的移民法又进一步关闭了国门。捕鲸与“包裹船”时代那条通往新英格兰的通道，从此再难像从前那样畅通。佛得角人的迁移地图由此改变。一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另一些人进入塞内加尔、安哥拉和葡萄牙殖民体系中的其他地区。更多人最终把目光转向欧洲。
早期前往葡萄牙的佛得角人中，有学生、商人、海员、行政人员和殖民地精英。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葡萄牙工人移居法国和德国，另一些人被征召参加非洲殖民战争，葡萄牙本土的劳动力需求开始扩大，里斯本周边的建筑业、港口和城市服务业出现了劳动力缺口。建筑公司和承包商开始直接从佛得角招募工人，一条新的迁移链由此形成。最先离开的人找到工作和住处，再为兄弟、表亲和同乡提供消息与担保。于是，劳工招募逐渐变成家庭迁徙的途径。到了六七十年代，里斯本及其周边已经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佛得角人社区。
20世纪50年代末，荷兰也成了热门目的地。不少人先经葡萄牙中转，再北上进入鹿特丹这样的港口城市，在码头、造船厂从事体力工作，这正是蒙特罗父母那一代人后来走过的路径。在法国和卢森堡，佛得角人进入建筑、制造、清洁和家庭服务等行业。在塞内加尔，长期存在的区域联系继续吸引佛得角移民，许多女性从事家政和服务工作，一些男性则成为工匠、商人和技术工人。
1975年佛得角独立以后，葡萄牙殖民政府组织的圣多美劳工迁移逐渐终结。但迁徙本身没有停止。通往葡萄牙、荷兰、法国和美国的路线继续扩展，航空旅行又逐渐代替帆船和远洋客轮，使家庭团聚与往返变得更为频繁。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佛得角人在欧洲、美洲和非洲大约二十多个国家形成了稳定社区。今天，生活在海外的佛得角裔人口，据估算已经超过了留在群岛本土的人口。荷兰的佛得角裔社群约有两万五千人，集中在鹿特丹。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佛得角裔多达七万人，罗得岛还有两万一千人。里斯本、巴黎和卢森堡也各有规模不小的社区。
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些城市并不完全是“国外”。那里有克里奥尔语的教会和社区电台，有出售卡楚帕（一种佛得角炖菜）的餐馆，有来自同一座岛，甚至同一个村庄的邻居。它们更像散落在远方的另外几座岛屿，气候更冷，街道更宽，却仍然被亲属关系、食物、音乐和记忆同遥远的佛得角群岛连接起来。
佛得角人也常把海外侨民称作“第十一座岛”。这不只是一个诗意的说法。佛得角国民议会至今保留着六个专门为侨民设置的议席，分别代表美洲、非洲、欧洲三个选区的海外选民，这项安排从1992年宪法确立至今从未中断。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汇入佛得角的个人侨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克里奥尔语和一种被称为“sodade”的乡愁情感，则从文化层面维系着侨民们的国家认同。在许多国家，移民往往被理解为已经离开国家的人。对于佛得角而言，情况几乎相反，侨民并不位于民族共同体之外，而是其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
球队后卫罗伯托·卡洛斯·洛佩斯（Roberto Carlos Lopes）的经历，生动地体现出这个“跨国群岛”所具有的高度的国家认同感。洛佩斯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佛得角人，母亲是爱尔兰人，此前从未想过要代表这片故土出战。2019年，时任佛得角主帅鲁伊·阿格瓦斯（Rui Águas）用葡萄牙语给他发了一条领英私信。洛佩斯完全看不懂，当成垃圾邮件随手忽略了。九个月后，教练又用英语追问了一句，洛佩斯这才把那条葡语原文复制进谷歌翻译，读懂了它的内容——佛得角足协想邀请他加入国家队。三周之后，他已经带着从父亲那里赶办出来的出生证明和护照，登上了飞往多哥的航班，第一次代表佛得角出战。
当然，“跨国群岛”这一高度国际化的社会形态，也让佛得角付出了代价。岛内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遥远的欧洲劳动力市场、经济周期和签证政策所左右。家庭团聚的喜悦背后，往往是持续多年的分离，儿童由祖父母抚养，女性承担留守家庭的照料，父亲或母亲在海外同时维持两个家庭空间。对无数普通的佛得角人来说，真正困难的选择常常是：想留下，却知道必须离开；已经离开，又始终无法完全离开。
▲电影《白鲸记》（1956）剧照。资料图
04
一支球队，整个群岛
世界杯足球赛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赛事之一，也为民族国家进行自我想象提供了良机。对于分散在鹿特丹、里斯本、新贝德福德、都柏林、巴黎的佛得角人而言，这种共同体感受平时只能靠侨汇、书信和电台里的克里奥尔语音乐维系。而世界杯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时刻，让他们在同一个夜晚，为同一粒进球而屏息，这是一种侨汇和书信都难以制造出的同时性体验。
这届世界杯，也让国际观众第一次认识到佛得角的国际性。佛得角的国家队之所以能汇聚分散在欧洲各地的球员，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在四百多年来就不曾固守在地图上那十多座岛屿边界之内，而是一直漂流在大西洋的航线、船票、侨汇和乡愁之中。
一个寂寂无名的岛国，靠着一支散布在欧洲各地的“海外兵团”，屡次逼平强敌。这让一个原本很少出现在全球新闻中的国家，在几个星期里，忽然拥有了无数临时的支持者。但这只是佛得角的国际化叙事明亮的一面。近代以来，佛得角人口的流散从来不只是浪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有被贩运到群岛，又被转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有在饥荒中登上捕鲸船谋生的青年，有被送往圣多美种植园的契约劳工，也有留在岛上等待汇款和消息的妻子、孩子与老人。这些故事往往与奴役、殖民、旱灾和贫困密不可分，也蕴含着无数次跨越大西洋的别离与哀伤。
世界杯结束后，我们应当记得，佛得角不仅是那匹闪亮的“黑马”，更是五百年来殖民、移民、流散史的注脚和象征。全球化的暗面，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巨大能量，共同造就了球场上的佛得角奇迹。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香港股票有杠杆吗，主要研究方向为奴隶制与美国早期社会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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